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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上海知青忆新疆支边生活 条件艰苦晚间偷菜(图)

2017-11-19 11:16

团场职工和维族老乡在一起

唯一的理想,就是能让肚子吃饱

晚上从天窗把人放到菜窖下面去

女知青遇到的困难更加难以克服

一说放电影,整个连队就沸腾了

◎文/张力 ◎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以往的那个年代,在那遥远的地方,许多怀着憧憬和热情踏上兵团土地的上海青年,也许曾经想到在大田里战天斗地的苦和累;然而,有谁为接踵而至的饥饿做好了准备呢?

在“先生产,后生活”的原则指导下,不单劳其筋骨,而且要饿其体肤,要苦其心志,要空乏其身;唯其这样,才称得上是天降大任于斯人吧。

这是在阿拉尔的纪念馆里,老知青何百成介绍着他们冬天发的翻毛皮鞋,他说这都是好东西呀,军用品在当时可是比民用品要那个的……

但是,这么好的军用品,这些需要在隆冬季节保暖的翻毛皮鞋,年轻人又拿它做了什么用呢?

今晚改善伙食,吃油条

安康(1963年进疆,农一师5团):我跟你讲,到后来,和我在一起的男学生,百分之九十的人,用发下来的翻毛皮鞋跟老乡换苞谷馕吃了。太饿了,饿得白天干活两眼冒金花,晚上睡觉睡不着,肚里空,难受。那么就把发下来的东西跟老乡换吃的,一双翻毛皮鞋换五六个馕。我们不管它,只要有吃的,管它换几个,吃了算数。

王祖炯(1963年进疆,农二师34团):剩下的唯一理想,或者说追求,或者说动物本能,就是什么时候能把肚子吃饱。

杨清良(1963年进疆,农一师14团):每天的生活是“三拳头”,什么叫三拳头,就是三个苞谷馍,像拳头大小的苞谷窝窝头。

王祖炯:一个窝窝头,里头是空的,还掺了东西,制糖或喂牲口的甜菜疙瘩,剁碎,搁锅里熬,熬出来的糖水,熬成糖稀糖浆用作他途,这个渣子拌到玉米面高粱面里充粮食,就是这样的窝窝头。

欧阳琏(1964年进疆,农一师14团):伙房把大白菜煮好了,盐一放,用勺子舀一点油,上面一浇,好了。那么油是浮在上面的,排队打饭,女青年就排在前面,打上面的油漂漂,有味道。男青年他要打到后面,打那干的,白菜,一碗满满的,能管饱。

程均友(农二师34团老连长):粮食都是定量,浪费不成,吃都不够吃。月月,年年,我们团场都超支,粮食超支,团长找我,你咋老超支?我说大家吃不饱,不能干活,你不超支咋办。

担责任是担责任,可都是小孩,正长身体的时候,得吃个差不多。我天天到伙房看,馍不能小,只能大一点不能小一点。上海人爱喝那个酱油汤,跟我提个意见,队长,咱每天烧一锅酱油汤行不行?我说行。一锅水,倒里酱油,切点葱花,弄一锅,谁喝谁舀,就那样。

安康:可是我们再吃不饱,全国有很多地方比我们还糟,更没粮食吃。我们的粮食产量都交上去,国家统一调配,我们是建设部队,生产部队,专门打粮食上交。

你要自己生产粮食自己吃,没这个道理,计划经济,没这回事。你说上海,你在纺织厂里,布那么多,你应该有衣服穿了,布多,没这回事。都是国家计划的,你照样要按人发布票,几尺就是几尺。计划经济和现在完全不一样。

采访旁白:

兵团延续着历史上屯垦戍边的传统,要自给自足。由于多是新开垦的盐碱地,粮食产量低下,兵团人付出繁重的劳动,却难以保证有相应的粮食补充自己的体力。

王祖炯:都是什么年龄啊,十七八、十八九,一天要劳动17到18个小时。偶尔连队想办法搞点油来,炸个油条,会在劳动的时候,从连长到排长不停地喊:好好干,今天晚上改善伙食,吃油条!这不得了,吃油条,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。大家就像打了兴奋剂一样,劳动积极性高涨,都盼着天黑回去吃油条。回去果然一人两根油条。到1966年11月我们去开荒,那个场长嘛,说文化大革命了,无产阶级是不吃油条的。完了,油条没有了。(笑)

写信回家要饼干是什么思想?

采访旁白:

人在困苦的时候会很想家,而且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家乡的吃食。

王祖炯:肚子很饿的时候,大家就精神会餐,说小笼包,说生煎包,说阳春面,说小馄饨,说糍饭糕或者春卷。因为以前在上海的时候很熟悉这些小吃。

史美云(女,1963年进疆,农一师5团):我那个时候最想吃汤圆。想城隍庙卖的小吃。后来还可以,从上海寄来糯米粉,可以自己做了。什么都得从上海寄过来。

毛国胜(1963年进疆,农三师43团):谁收到个包裹,上海寄的包裹,全是吃的东西,这是最幸福的事。上海那些点心,什么沙琪玛、云片糕,这些东西寄来的比较多。

何百成(1963年进疆,农一师13团):想办法叫上海家里给我们寄点东西,所以那时候上海到新疆的邮包特别多。邮包半个月到这儿,寄点什么挂面,大白兔奶糖,寄点全国粮票。信封里夹上三斤五斤粮票,也可以用来解解馋,因为包括到团部食堂买碗面条,还要200克粮票,在新疆这边讲200克,在上海叫4两。

从上海寄来肉松,当地没有肉松,没见过。肉松,多好的肉松啊,一根根就像骆驼毛差不多。我们拿着给老职工他们尝尝,他们说这骆驼毛怎么能吃嘛,他一尝,发现就是好,才知道这叫肉松,没见过。

余加安(1963年进疆,农二师34团):每个礼拜有一次民主生活会,开会说什么?检讨资产阶级思想。你写信回去要饼干了吗,要什么了吗,这是资产阶级思想。一件小事情总要检讨,这次没检讨完,下次还得检讨。

韩培芬(女,1964年进疆,农二师21团):比如轮到我说了,你讲讲你这一个礼拜做的好事坏事,有什么资产阶级思想,全部讲出来。讲了以后,大家说韩培芬有哪个好的没讲,坏的没讲,给她指出来。人人监督。

很长一个时期,马灯是离不开的伙伴

食堂的菜票

工地上的午饭

采访旁白:

饥馑的日子延续到“文革”,文斗加武斗,生产瘫痪,更不得不勒紧裤腰带闹革命了。

杨清良:每人二两油是一个月,还不能保证供应,因为上面只给你下定量指标,但师部它并不给你发油,要靠你自己种的棉花,把棉花籽提出来,榨成油,你自己才有油吃,要不然没有。

棉花籽油如果提炼得好,经过最后的处理,那也是很好的,但是我们吃的这个是最原始的棉花油,把棉籽炒了,榨出油,黑乎乎的就给我们吃了,炒菜都冒很大的烟。当然总比没油好,也算是不错了。

何百成:记忆最深的,1970年的时候,我们团连续三个月,一两油一滴油都没有给你分配。

王祖炯:那时候连续四五年,每年365天没见到过油花花,我们这个34团自然条件太差,太穷了,没有油,都是白水,盐水煮菜,煮萝卜。

何百成:饿得不行了,我们就想着去偷,没有口袋怎么办,把发给我们的床单对折起来,两边一缝,不就成了个大口袋吗?然后找一个小个子的,让他背上大口袋,把绳子在腰上一绑,晚上从天窗放到菜窖下面去,等他把甜菜、萝卜、白菜全装满以后,再拉上来。

菜窖大得很,全连一个冬天储藏的菜全在里头。拿回来以后,藏到通铺底下。把口袋拆开,抖抖土,一摊又是床单了,睡觉。把通铺底下的吃完了再去偷。

毛国胜:生活是绝对艰苦,有人又开始逃跑,受不了,感到绝望了。

欧阳琏:一有人跑了,听到消息,带枪的人在路上一卡,无处可逃。

王祖炯:有的人是往沙漠跑,他以为可以从那儿穿过去。结果等派人去抓到的时候,已经变成一具木乃伊了。

采访旁白:

按照部队化的管理,到兵团的头三年没有探亲假。对于日思夜盼着故乡的上海青年来说,过新年又能盼来什么呢?

王祖炯:一年到头有没有吃饱的时候呢?我说一个故事,有的。每年的春节,也就是说年三十除夕夜,实际是半下午的时候,给大家会餐。到现在我都没搞明白,平时什么也没有的吃,这一天怎么会那么丰富。各个班把脸盆拿去,都像饿狼一样围成圈,一个班十几个人围一圈。

规定了,只能吃,不能带走,还有炊事班的人,围着站岗的,不让拿走。就在露天操场上,我们一大群人蹲在那儿,然后上的第一个盆子是什么东西呢?就是大片的肉,肥肥的肉,来了以后,大家一看就动筷子,多长时间没见过肉了,吃!我当初也是出了一个主意,先别吃,后面还有好多菜呢,吃一块肥肉不就腻住了嘛,吃不动了嘛。那就不吃,大家都不吃,就守着。

伙房里头,本来可能这个想法也是,你要是腻住了,后面的菜可以少上点。结果一看大家都不动,就定在那儿,僵持在那儿。最后僵持不过了,天又冷,新疆的年三十,刚好是三九天,天寒地冻,大家蹲在那儿,不理他。

这时候没办法了,后面的菜就上来了,一盆一盆地上,上来一盆大家风卷残云啊,开始蹲着,最后蹲不住了,就跪着,最后就是半蹲半跪半站,七八盆菜都吃完了,塞得肚子满满的,就剩那一盆肥肉还没动。不让带走怎么办,最后都下筷子,一人夹一大块肥肉叼在嘴里,带走了。

大腿两边都磨破了,女孩子就是哭呀

安康:我们是供给制,部队编制,头三年每月津贴是三、五、八。一个月发三块钱津贴,三块钱干什么,买牙刷、牙膏、毛巾、肥皂,买点信纸、信封、邮票,没了。衣服,一年一套,两年一套,不够,翻毛皮鞋两年一双。

杨清良:和原始共产主义差不多。为什么讲像原始社会?因为大家都是一样的,没有高低差别,你三块津贴,我也三块,到第二年你五块,我也五块。第三年都是八块,没有人多拿一分,很平等,很原始的。所以大家也没什么怨言,没有心理不平衡。

采访旁白:

要说起来,那时候有多少有高低之分的,就是虽然都很努力,但是干的活会有多有少。收麦子不可能每个人都收得一样多,担土不可能都担得一样重,毕竟饭量也不可能都一样大的。

姜步宏(1966年进疆,农二师21团):一个月休息三天,逢十、二十、三十休息,这个休息的一天还有半天做贡献。当时兵团党委提出来目标,叫“个十百千万”:要求每个人每年利用休息时间,开荒一亩地,上交十块钱,业余打粮一百斤,打草一千斤,制肥一万斤。

余加安:那个时候没有灯,都是点的小油灯,拿个油瓶,拿个墨水瓶或小药瓶,上面弄个牙膏头,弄根线,下面放点煤油,像鬼火一样。晚上营房周围漆黑,一间屋里好多个小油灯在闪着。

鱼珊玲(女,1963年进疆,农一师14团):到收工都好晚了,回到连队里,吃了饭就是晚上了,没有灯,我们那个连队一直到1978年通电,才有灯。以前全是点着那么小的煤油灯,天一黑一人拿墨水瓶打一点油,点个小油灯。

何百成:最早的时候我们用马灯,是木头壳子做的,一面是木头,三面是玻璃,中间钉两个小钉子卡住油灯。提着那个灯,上面有个出烟口,手上全给冒出来的烟熏黑了。

鱼珊玲:副业不发展,交通不方便,副食品和消费品的供应都非常紧缺,团场东西相距20公里,一共才两个小商店,都只有一间门面。实在是必需品太缺乏了,那一年我买棉鞋,它货架上只有两只,但都是一只脚的。

程均友:生活环境差,风沙大,嘴干,水是咸的。

朱静华(女,1963年进疆,农一师14团):到连队第一天第一顿饭的印象终生难忘。外面喊开饭了,开饭了,我们就出去了,那边地上摆着盆,刚要吃的时候,一阵风沙刮过来,上面全是沙子,馒头上也是沙子,我们看全是沙子,说这个怎么吃呀,好多女孩子当时就哭了。

再看看这外面的地,我们当时穿的都是圆口的方口的布鞋,那沙土已经淹到裤脚了,一踩下去,鞋里面全灌的是沙子。这怎么生活呢?好多人又哭得不行。

杨清良:其实正因为风沙大,住地窝子有地窝子的好处,它避风、保温。当然它是最简陋的房子,就是往地下挖两米,上面再搭高一米,把我们自己砍的胡杨做梁和柱,把我们打的茅草、芦苇铺在上面,然后把泥土敷在上面,放个木框就是个天窗,因为不下雨,也不需要塑料纸什么的糊窗,就是留一个洞。

采访旁白:

对女青年来说,在大田里劳动的时候可以和男青年一样承受饥饿、承受劳累,但是女性所遇到的特殊困难更加难以克服,连必需的卫生用品也没有。

朱静华:当时手纸根本没有。我们的手纸就是那么大张的,就是现在讲的白报纸,那么一大张,买回来自己把它剪开,叠起来,我们都是藏着硬硬的这种手纸。

大概是到准许有人探亲以后,我们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从上海带卫生纸来,比如谁探亲了,大家就请她帮着带上一点。有时候还让家里寄,因为一个人探家也带不了多少,就按印刷品寄过来。我外婆经常给我寄。

在新疆以前用的都是布条条,里面装的草木灰,就这样用的,缝这么长的一个长条条,两边搞个带子,如果是灰满了,把灰抖掉,就是这样的。灰不是吸水嘛,就这样用。所以每次干活的时候,大腿两边都是磨破的,破得走路都不能走,有的时候我们女孩子就是哭呀。

那时候在大田在工地没厕所的,就是到旁边的荒草堆里面,因为草长得高,外面看不见,在草堆里面踢一踢,就这样解手。

在戈壁滩,有一种小小的虫,叫它“草鼻子”,它钻到皮肤下面以后,就会生出无数的小虫,把血都吸掉。我们团场有个女孩,在草丛里解手,这个“草鼻子”就爬到她的下身里,她也不知道,疼呀疼呀,疼到后面检查里面都是血,最后就死掉了。

安康:不光是物质的,精神生活也很贫乏。电影一般是一个月能看上一次就不得了,一有电影的话,整个连队就沸腾了。

鱼珊玲:我们在连队一年只能看到几次电影,报纸杂志也看不到。

余加安:连队里头说今天演出队要来了,那是过年了,一件大事情。放电影也好,演出队来也好,平常是看着太阳落山才下班,这天不管怎么样会提前一些,下午呢,大家收工回家洗洗。演出前一两个小时,凳子都放好了,大大小小的凳子都放好了,孩子们喊演出队来啦,演出队来啦,或者喊电影来啦,电影来啦,一直喊,小孩子的这些喊声,会一直到正式演出开始。

何百成:竖了两根杆子,然后拉上一块银幕,就在露天,被风吹得鼓来鼓去,用16毫米的小机子,给我们放一场电影。

余加安:连队一个月能够来上一次电影。在这个连队放过以后,再转到其他连队去放,那这个连队的人会跟着电影机走,再去看第二遍,看第三遍。

那时候看《卖花姑娘》,最远的连队的人,从50里外提前奔过来。冬天,晚上到零下二三十度了,露天的,那冷啊。连队看个电影真不容易,而且那时候的片子又苦,看得鼻涕眼泪都结冰。

卫生队里头住的病号出来看到一半不行了,急救,弄回去急救。病号打着点滴的嘛,瓶子拿在手里头来看的,看到半夜不行了,冻得那家伙差点死掉,马上急救,送回去。卫生队还好,离电影场不算远。

毛国胜:年轻人,尽管白天干活很苦很累,但是黄昏一下班,也没有洗澡的,就弄点凉水冲一冲,洗洗,把自己干净衣服一换,院子里热闹得就像大世界一样了。唱歌的,跳舞的,拉胡琴的,拉手提琴的,吹笛子的都有,反正把这个日子想办法过得高兴起来。

沈黎明(1966年进疆,柴窝铺林场):我这个乐器是16岁到新疆来了以后学的。那时候我们的文化生活相当朴素,没有电影,没有电视,我们就自己丰富一下业余生活。因为笛子价格便宜,才一块钱,所以我就学着吹。

程均友:给他们组织娱乐活动,不能让他们闹情绪,不能让他们悲观,这个要根据年轻人的特点,把连队活跃起来。开营火晚会,我年龄大一点,三十多岁,他们都是十七八,我为了逗他们,把老羊皮袄翻着穿,毛朝外,找个破毡帽戴上,也跑到他们那里面跳,惹得大家哄哄大笑。

排练文艺节目

演节目的大礼堂

哎,帮我老婆带一个那东西来

何立云(农一师14团老职工子弟):像上海女青年穿短裤,我们那边的人就捂着鼻子,看都不敢看,有的还臭骂她们。有个姑娘长得蛮漂亮,现在她在上海,人家骂,老太婆骂得很难听,所以她再也不穿了。

余加安:没人敢穿。

李小女(女,1963年进疆,农二师34团):那时候有一个女的,她家庭条件很好,是资产阶级,她的好衣服叠了好多好多,放在纸盒子里,放在铺底下,不能穿出来。最后老鼠从下面打洞,从那个箱子衣服中间打洞打到上面,结果她的衣服打开来,都是六个洞,每件衣服都六个洞,干脆没法穿了。

余加安:说起来,我们带去了很多东西,尤其女同志带去了穿着风气的改变,对那里很有影响。到后边有的确良了,的确良衬衣。那么的确良衬衣就好看了,有小花,还有一个呢,不像以前布的,的确良比较合身。但是,老职工看不惯,尤其天热,说是贴肉。

李小女:我第一次穿的确良,是我父亲给寄来一件米色的衬衫,淡一点的米色的确良衬衫。我在团部,是给领导服务的公务员,早上起来我穿着,到了参谋长房子里。参谋长问,姑娘,你穿的是什么?我说这是的确良,新出来的。他说,脱掉,脱掉,回去脱掉,不要穿,难看死了。领导不叫穿,我虽然很喜欢,但是就没穿了。其实那时上海街上都兴的确良了。

毛国胜:有的老职工呢,看不惯上海女青年的衣着打扮。女孩子穿裙子,穿短裤,穿个汗衫就出来了,老职工感到简直不可思议,觉得上海人有点像二流子。但是老职工的子女羡慕上海人,跟着上海人学,学上海话,学穿着打扮。

余加安:这真是不应该成为笑话的笑话,为什么呢?上海青年慢慢地把的确良穿起来了,这个东西呢,天热,比较透,那么上海的丫头呢,都戴胸罩,一戴胸罩,很明显。那时候老职工没有这些,老职工就说,啥东西嘛。有的骂上海这些丫头,骂得一文不值。

但是以后有意思的是什么呢,他听说你要探家了,又悄悄找你说,哎,你回去吧,帮我老婆带一个那东西来。带什么?的确良衬衣,还有那个东西(胸罩)呀。挺好的,让我老婆也穿。骂是要骂,带还是要带的。

何立云:原来我们那个地方小伙子和姑娘都很土的,不讲卫生,不注意洗脚洗脸,裤子衣服的话,可以说一两个月不洗,水也少,就是这样。他们上海人来了之后,对我们的促进,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他们搞得干干净净的,出去很好看,好看难看大家都看得出来,都跟着学。像我们这些人都跟着上海青年学,人的精神面貌好多了。

刚学会用纸擦屁股,你们就用纸擦嘴了

采访旁白:

生产建设兵团的这块土地,重新塑造着上海青年;另一方面,被兵团塑造多年的上海青年,也一直在用他们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影响着兵团。

王祖炯:后来若干年以后,人们说笑话,说上海知青给我们塔里木带来了文明。也就是近些年,我听别人在说笑话,说你们“上海鸭子”来的时候,我们擦屁股不用纸的,你们擦屁股用纸,后来我们擦屁股也用纸了;我们刚学会了擦屁股用纸,你们就用纸擦嘴了。

采访旁白:

“上海鸭子”,几乎是一种昵称。一开始是老职工形容上海人能说,后来逐渐演变为对上海青年的夸赞,意思是“上海鸭子呱呱叫”,就是好。

何百成:上海流行什么服装,上半年流行的,下半年在我们南疆阿拉尔就流行了。后来有那么多候鸟,来回于上海与新疆之间,你说这东西不是快得很吗?

祝匡依(1964年进疆,农八师):农场的孩子没见过火车,更不要说亲身坐一坐火车了。很多老职工一辈子就在农场,到许多年后他们的愿望就是从农场坐一次火车,到乌鲁木齐看一看。在六十年代,那时的孩子真是这样,没见过那些城里的东西,甚至没听说过。

何立云:上海青年讽刺我们这些老职工家庭的孩子,说我们要是去上海的话,看到高楼大厦都会把帽子看掉了,傻得把帽子看掉了,开我们的玩笑,出我们外地人的洋相。我们也相信,人家那里大马路、水泥马路齐全,楼房那么高,上海的人我们也看到了,都清清爽爽,干干净净。那里别说汽车,还有火车、轮船,经济又发达,商店又繁华,你说这个东西,再笨的人,我们好坏都分得清。

程均友:那时候光知道上海的东西好。在我想象中那就是工业化大城市,你像衣服,上海的好;收音机,上海的好,以前我们没有收音机。

何百成:1966年,咱们农一师的职工总数是十万七千多人,而上海青年四万六千人,占总数的43%,你说有这么大一股力量,能不把师部所在的阿克苏变成“小上海”吗?

毛国胜:七八十年代,你到阿克苏去,不管河南人也好,甘肃人也好,都讲上海话,他们的孩子都讲上海话,你都听不出他们原来的老家是哪里。团场一到星期天,那集市就像小上海一样,好像满街都是上海人,满街全讲上海话,当地年轻人喜欢学上海话。所以在衣食住行上面,对新疆当地的影响非常大。

采访旁白:

他们从上海带来的各种家具或者家具样式,都成了稀罕物,大家都跑来看,照样子画尺寸,量好,回去学着做。后来一个阶段全团就像是木工加工厂,家家户户门口都在打家具。这样一来,搞得本来艰苦朴素的兵团很有点生活气氛了。

何立云:我们那个地方是原始森林,林子里树棍子多,原来都是砍树棍子,回去在屋里栽四个桩子,把树棍子排上,上面铺上草,这就是床,我们大部分都是这样。后来上海人开始用家具了,自己做,我就跟他们学,床我也会做,都是跟他们学的。那当然还是床睡着更好。

何百成:包括在本地出现的沙发,刚开始也是上海青年自己做的,没有弹簧怎么办,用汽车废轮胎,那个黑的内胎,不是有弹性吗,把它截成这么宽的一条条,做个框子,两边一钉,上面用棉花一垫,布一蒙,坐上去软乎乎的,沙发做成了。老职工一看,你们上海知青咋这么聪明,这玩意儿都能做出来,沙发就这么慢慢地兴起来了。

何立云:开始是个人自己做,后来影响得公家也做了。我们团里专门成立这样一个队,叫副业队,副业队专门有木工,把会这个工那个工的集合起来,也开始给公家做家具了,做多了还往外送出去卖。

采访旁白:

那些年,身处在那遥远的地方,在上海青年的感觉中,边疆和内地,特别是与梦中的上海相比,差距好像还在拉大;外面在变化着,而他们似乎总在原地,相比之下就像是在倒退的。

那些年,他们的日子都在盼着过,盼什么时候吃的能不再紧缺,盼家里能添一件好东西。在团场,谁要是骑辆自行车,就会在土路上到处转转;谁要是戴块手表,就总爱在人前把袖子撸撸;谁要是穿了双皮鞋,就会在你的面前跺跺两脚……他们的支边生活就是这样在继续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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